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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通讯极端不便的时代，中枢非但不能发布过于详细的命令，甚至连大略方针都不应该确定，以免与实际情况相悖，害了国家元气。就如这《定蒙三章》，有见识的人看了都觉得是逼着蒙古人造反，但也有不少天真的人相信这是大明对蒙古外藩的恩惠，蒙古人不可能因此而反。
正因为有这样正反两面的意见，命令达到第二军的时候就只能说：若是硕垒诚心归附，许其南迁内附；若是彼有异心，则施以惩戒。
这无疑是将交战权交给了近卫第二军，因此又在报纸上引来了一轮武人是否权威过重，可能重蹈旧军镇不奉圣旨覆辙的大讨论。
“这些人对大明的将士没有信心，对各级训导官没有信心，对军法官没有信心，对锦衣卫没有信心……如果人疑心病到了这个程度，那他也就只能徒发议论，什么事都干不成了。”朱慈烺面对崇祯的担忧，出言劝道。
崇祯早年也不是这样多疑的人，但十余年的皇帝生涯，就连他信任的首辅周延儒都谎报军情骗他。如此骇人听闻，他又能相信谁人？好在这些年的心灵治愈，让他终究还是认为人与人之间应当信任，故而接受了儿子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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