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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河东柳氏”出身的女郎，虽说成了薛家妇，但也就那样，娘家基本等于不存在对她有什么照看。
好在薛仁贵少年时代虽然跟着张大象到处浪，可基本节操还是要比张大象强得多，勾搭的几个女篮，在武汉都有工作，柳氏女郎还是主抓婚丧嫁娶的几个汉阳民政署主任之一。
江汉观察使府新改的《放妻协议》以及《武汉和离条例》，前者就是柳氏女郎师从孙伏伽之后的产物。
可以这么说，武汉的婚姻自由度，在贞观朝是最高的。“门当户对”在武汉，社会地位上的关系其实不大，主要还是经济地位的差距。因为大部分武汉在籍人口，出身都不太好，高门数量很少，哪怕是寒门，都相当有限。
所以整个武汉的社会基础，在男女老少都转化为“劳动力”之后，女性就业人口的话语权，不管她们主观上愿不愿意，都是在增加的。
其社会物质条件，就在于女性如果离婚，离开原先的家庭，也不会饿死。因为武汉是个大市场，有足够的就业岗位等待着适龄劳工，不分男女老少，大多如此。
因为武汉离婚的情况，和别处往往因为夫妻双方家庭地位悬殊，或者夫妻双方家族未来的社会地位会发生悬殊不同，武汉离婚最主要的一个因素，是感情不睦。
更奇葩的是，在武汉做民政工作，并不会发生“劝和不劝离”的状况，官吏们程序走完都不会委婉地表达一声可惜或者劝说夫妻双方再考虑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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